近日,国际麻将联盟和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共同成立了麻将运动技术等级评定中心,同时出台了《麻将运动技术技能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这意味着,任何一位普通麻将爱好者都可以注册成为麻将项目运动员,并通过各种赛事不断考级升级。
在海外,麻将也深受各国人士的喜爱。美国影视演员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曾在做客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Tyrone Colbert)的脱口秀节目时,表达了她对麻将的疯狂热爱:“麻将的魅力在于通过随机抓牌展现出在混乱中创造秩序的内涵。”前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le O'Neal)曾在春节期间到中国打麻将,并深谙游戏之道。
如今,麻将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地有40多种麻将游戏,每种都形成了特定的互动和娱乐文化。如美式麻将、日本麻将竞技锦标赛、菲律宾万灵节的墓地麻将习俗等。2021年,《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一书在美出版,该书记录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各地唐人街上就充斥着不绝于耳的麻将洗牌声。1937年,美国麻将联盟成立,主要负责进行游戏规则的仲裁,并由最初32名注册会员发展至如今超过35万人。
近日,该书作者、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妮莉丝·海因茨(Annelise Heinz)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时表示,麻将在全球声名鹊起的百余年中,已成为一种跨越性别和种族的游戏,对在多种社交空间架起桥梁发挥着独特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麻将何以在美流行?
如今,麻将游戏遍及全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
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自己曾在中国云南大学任教,并在生活中学习打麻将。“麻将凉爽、光滑、手感沉重,碰撞时发出的声音和其精美的设计立刻吸引了我。”安妮莉丝·海因茨认为麻将不仅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更提供了感官上的满足。随着深入研究麻将的历史,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麻将让人们走到了一起。
据介绍,麻将游戏始于19世纪的中国,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约瑟夫·帕克·巴布科克(Joseph Park Babcock)的美国人把麻将带到了美国,一度受到广泛欢迎。他还撰写了一本名为《麻将规则》的小册子在美出版。该书也被当时的美国读者亲切地称为“小红书”(red book)。到20世纪中叶,麻将已成为美国休闲文化之一。
安妮莉丝·海因茨表示,麻将流行的原因有很多,这与麻将游戏的独特体验和麻将承载的文化因素有关。麻将带来感官愉悦的同时还融合了运气和技巧。在确定和不确定间达成“和”牌(胜出)。这种“琢磨”和“取舍”的游戏让人上瘾。在中国,有种说法是麻将中的“饼、条、万”等符号象征着“儒、释、道”,14张牌执掌乾坤。
除了这些特点,麻将游戏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项新兴社交游戏活动被美国的公众所认知。它激发了许多美国人的想象力,因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十分广泛,包括对中国文化的神秘印象。
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麻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流行后,中国的新精英阶层将麻将介绍给了美国商人和旅行者。对他们来说,麻将很快就起到了社交和娱乐的作用。“你可以与多名玩家一起游戏,并可在洗牌和码牌时兼顾聊天与沟通,这就使麻将游戏成了建立人际关系的有效工具。”
随着麻将在全球风靡,麻将热潮不断唤起人们对中国的好奇心。他们通过麻将,想象并寻求与中国的联系。“中国的改革者、华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评论员都在争论麻将能代表什么,不能代表什么。而我最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麻将,这表明了他们对真正的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期望。”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麻将已成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麻将游戏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迄今为止,有一定影响力的“改编”是由全美麻将联盟推出的“美式”麻将。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1923年,随着美国市场对麻将的需求越来越大,中西方商人在上海开办了大型工厂,用手工工艺进行标准化生产。“麻将兴起标志着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随着这股热潮,纽约的塑料制造工厂也开始面向美国市场进行麻将生产。随着工厂的发展与这种独特的区域性游戏形式确定,美国麻将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美国国内产业。
“麻将游戏衍生了不同的文化呈现,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曼哈顿联欢晚会、30年代的唐人街、50年代的犹太社区等等。”安妮莉丝·海因茨在书中写道,麻将的历史描绘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能够吸收更多的异域文化。无论是对祖籍故土的思念,还是对异域风情的新奇体验,抑或是对国际化的美国现代性体现,麻将为唤起人们对中国的想象提供了一系列可能。通过麻将,人们建立了一种归属感,向往加入那些拥有共同财产或正在形成共同身份的人群,揭示了深刻的美国经验。
“麻将在全球声名鹊起的百余年中,已成为一种跨越性别和种族的游戏,对在多种社交空间架起桥梁发挥着独特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华裔美国人在游戏中寻找身份认同
20世纪30年代,麻将在中国和海外都被称为中国的“国民游戏”。许多美国华裔接受麻将,因为它兼具中美特色。唐人街将麻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进行商品化营销,同时也利用麻将为美国华人创造了一个相互交流的种族空间。
“华人青年将麻将牌作为美国时尚以及中华文化的象征,他们由此既能接受由中美两国因素构成的身份认同,又不必在这两种身份因素间做出选择。”安妮莉丝·海因茨表示,今天华裔美国人的麻将文化已更加深厚和多样。农历新年仍是一家人一起玩麻将的日子,社区中心也会定期为退休人员举办此类游戏。2018年的大片《疯狂的亚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中就出现了一个醒目的麻将场景,它提升了年轻一代对麻将的兴趣,并再次展现出麻将的国际化魅力。
“一旦这个游戏有了世代相传的传统,那么新一代人也很可能会喜欢它,并传承下去。”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麻将促进不同族裔间交融
“在20世纪,麻将‘美国化’的进程,也反映了个别社区融入美国的进程。”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麻将交织在曲折的历史中,对美国确定自身多种族的特性及不同种族融合的可能性发挥着独特作用。
华裔美国人利用麻将帮助他们在差异性和归属感之间找到联系;日裔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接触麻将,并在二战中将其作为一种急需的娱乐形式再次关注;对于犹太裔美国人来说,麻将游戏帮助他们创造了新的文化规范。麻将作为一种游戏,其吸引力和多样的形式跨越了阶层、族群和地域的界限,为大众所接受。
安妮莉丝·海因茨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麻将的文化意义随着每个时代的社会、人口和技术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和多样化。今天,麻将在数字世界创造了更多可能性。收藏家以及寻找文化根源的年轻一代等正推动着麻将更加有趣与包容。
“我很高兴麻将在美国和其它地方再次流行起来,也希望麻将继续繁荣发展,走向未来。”安妮莉丝·海因茨说。(完)
受访者简介:
安妮莉丝·海因茨(Annelise Heinz),俄勒冈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作者。她的作品曾被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华尔街日报》、《时代》、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曾于中国云南大学任教。
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 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 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 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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